本研究作为社会工作系系史研究的初步成果，旨在概述1920年代至1945年间复旦大学社会服务实践和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丰富面向，研究主要依据复旦大学校史档案、年刊资料等未刊档案，以及民国学者著作、期刊报纸和相关今人研究，大量使用了前人未用材料，对建国前复旦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设置、学者思想、社会服务实践进行梳理分析。力求回归近代中国社会工作初生的历史现场，揭示中国近代社会事业与高等教育间的密切互动，探索社会工作的本土源头。

在民国社会问题凸显、新兴专业教育萌芽的大背景下，复旦大学在推行社会服务、发展学科、培养人才方面进行了独特探索，其社会工作教育在抗战胜利前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28年前的社会服务实践和社会学、1928—1937年的社会工作课程设立及初步发展、1937年至1945年为社会工作培养体系的完善和行政化时期。

一、复旦早期的社会学学科与社会服务（1917—1928）

面对近代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的有识之士，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展了社会服务实践、学术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早期的社会学的引进，并非纯学术活动，而是与社会改造运动和社会服务紧密结合。例如，1910-1920年代活跃的“北京社会实进会”，起初就是一个青年学生从事社会服务与改革的社团，后来积极引介社会学知识，将其作为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当时，“社会服务”、“社会事业”等概念已开始流行。作为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批新式大学，复旦大学在建校之初即将社会学前身——群学纳入预科教育之中，¹并于1925年正式创立独立的社会学系。

在正式开设社会工作课程之前，复旦大学已形成以社会服务与实践为导向的社会学教学积累和浓厚的社会服务传统。1923年复旦已有外籍教授侯金（SAM HOCKINGS,B.A.）​教授应用社会学。²在社会实践上，最具代表性的是师生共建的“社会服务团”。1917 年，由沪江大学葛学溥主导创建的“沪东公社”，首开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之先河。³同年11月，复旦大学学生与约翰大学、澄衷中学、民立中学等校学生共同讨论学生社会服务问题，发起义务夜校，服务本校校工。⁴1918年，复旦大学师生即成立了由校长李登辉指导的社会服务团（后改名公民服务会），外籍教授EUGENE DAVIS和当时在校任教的中国社会学家陈定谟具体参与其中。

社会服务团以在校学生为主体。具有强烈的服务社会的理念，其创立宗旨即为：“中国亟需现代化、高效率的社会工作者。当前教育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将理论学者转变为实践者。为实现此目的，我们成立了社会服务团。”⁵服务团提出三大服务方向：一是贫民教育，开办平民义务学校；二是宣传卫生与道德知识，组织通俗演讲；三是协助募集赈济款项，用于慈善救助。服务团很快制定章程并选举产生干部，有80余名学生志愿加入。服务团下设教育、演讲、慈善、游艺四部，教育部内又分为学校教育、实业教育两部，分别负责识字教学、专业技能培养与工作介绍。教育部收录本校附近法华乡贫寒子弟，所授功课有国文、修身、算术、地理、历史、图画、手工，学成后由再教授普通工艺，使其得以谋生。学生所用文具也免费提供，所以吸引了大量失学儿童，深受附近民众的欢迎。又接办了义务夜校，分甲乙二班，每周授课六小时，已有校役上课后可作短篇文章。演讲部组织师生走上街头宣讲卫生常识和伦理道德，曾与校内国语演说辩论会联合举办旅行演讲团，分别前往苏州、无锡等地宣讲。慈善部曾为西伯利亚难民募捐衣物，游艺部每年举办两次戏剧演出，既助力社会教育，又募集慈善经费。⁶

社会工作的概念和专业机构由传教士引入中国，催生了一批新式社会服务机构，如1912年步济时建立北京社会实进会，1921年北京协和医院设‘社会服务部’，北京香山慈幼院、华洋义赈会 等本土组织也相继建立。彼时劳工贫困、城乡失序等社会问题加剧，社会工作被寄予改良社会、建设国家的厚望。高等教育亦重视社会工作，燕京大学在1925年将社会学系名改为“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以凸显实践取向，社会学界投身于社会服务者众多，课程设计也强调社会服务导向。

1925年秋，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成立，并设立研究所和大学部，⁷“复旦之社会系，在国人自办学校中，成立最早。”⁸初由何葆仁先生兼任系主任，初期授课老师和开设课程均较少，且以理论为主，由陈萱（ 浙江宁波人 美国华盛顿大学学士）教授社会学、社会学史，应成一教授社会研究、社会问题，共四门课程。⁹

应先生赴任后即提出：“以前偏重理论方面，今后则改重实用方面”。逐步开设了一批侧重实务的课程，并强调培养学生的调查研究技能。此时留学归国的孙本文（1926年任教）、杨开道（1927年任教）等相继加入，带来了西方社会学应用取向的新风。任教老师和开设课程都显著增加。1927年社会学系共有三位老师，共开设五门课程：孙本文开设社会学、中国社会问题；寿襄（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硕士）开设课程为社会学概论；杨开道开设课程为农村社会学、教育社会学。¹⁰

复旦的社会学学生也怀有强烈的济世情怀，透露出以学术投身社会改造的强烈济世情怀，强调通过专业实习了解社会。如192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毛起鵕，即言：“不明白中国社会底里现象，而空谈救国，必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的。我们复旦大学爲造就这等人材起见，所以添设社会科学科。社会科学，包括甚广。以我们眼光看来，觉得社会学最爲重要，因爲一切的社会科学皆以牠爲基础……我们研究社会学，不仅注重书本，尤其在实习工作。实习工作之最要者，在调查中国社会状况。我们打算将来把我们研究的结果编著成书，供诸社会，俾人人知道中国社会底里现象，然后再谈改造中国。”¹¹

这一时期，师生开始大规模开展社会调查和实习实践，应成一于1926年指导学生对江湾地区进行涵盖行政、工农商业等九方面的综合社会调查，并带领学生多次参观监狱等社会机构，直接接触社会问题。孙本文教授则于1927年出版《社会问题》一书，并在1928年4月带领学生赴吴淞镇实地调查，分组研究当地人口、工商业、慈善卫生等问题，调查成果发表在《复旦旬刊》上。1928年10月，孙本文联络吴泽霖和吴景超成立东南社会学会，并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编辑主任，负责主编会刊《社会学刊》（季刊），将复旦社会学的学术影响力拓展至全国学界。

二、社会工作课程的设立与初步发展（1928-1937年）

1928年，复旦大学正式开设社会工作课程，由钱慰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教授，标志社会工作教育的开端。¹²当年社会学系老师及开设课程情况如下：孙本文开设劳工问题、人口问题、社会学 ；王维骐为本校社会科学士担任社会学助教。

进入1930年代后，复旦社会学走入繁荣，师资力量显著增加，专任教师的数量从之前的3到4位增长到8位。课程也日益丰富，在原有社会学原理、社会研究方法、社会进化史、劳工法等课程之外，新设“贫穷与救济”“社会学理论与应用”“中国社会组织原理”“生活费用”“人类学”等课程，以便学生“更进一步之探讨”。这些课程直接指向贫困救济、社会组织与生活成本等现实议题，凸显了社会工作知识从“社会问题”切入的扩展。¹³

1931年又添聘新教授数位，一爲郭美德女士，系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硕士，一为刘星辰先生，系法国米西大学博士，分任儿童幸福，乡党组织，及劳工运动史等科。当年秋季学期课程如下：

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儿童幸福，乡党组织，劳工研究方法，中国文化史，人类学，中国社会思想史，舆论研究，劳工运动史，统计学，领袖术，社会工作，专题研究。¹⁴

在课程设置“改重实用”的方针下，学生实践活动日益丰富，实地研究逐渐成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上海市黄包车生活费调查、纱厂调查等大型社会调查工作，并加设社会学研究室及实验室。¹⁵社会学学生查济量在“劳工统计研究班”课程上得到毛起鵒老师支持，建立20个调查点，计划调查上海1000名人力车夫，克服了车夫分散、轮班制约及收入瞒报等困难，体现出复旦社会学系严谨踏实的实地调查学风。¹⁶大量扎根城市与农村基层的调查实践，使学生对社会问题有了直观认识，也为课程教学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1929级学生李家骏利用实习机会完成了《上海社会病态统计》，对上海市自杀、盗窃、拐卖等社会问题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统计。¹⁷

1933年，社会学系大纲规定本系培养目的为塑造社会研究、社会工作、社会调查三方面人才，其中社会工作的培养要“使学生明了近代社会进化过程中所发生问题之性质及其补救方面之专门技艺”，¹⁸其对象是近代社会进化中的结构性社会问题，而非单纯个体困境，体现对社会问题时代性与系统性的专业认知。“明了问题之性质” 本质是社会工作问题诊断与需求评估的前置环节，强调基于专业研判开展介入，而非经验型慈善救济；“补救方面之专门技艺” 则直指专业干预核心，区别于传统泛化扶危济困手段，突出专业方法的运用。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高年级培养上已分为**“社会原理组、应用社会学组、社会方法学组”**三大方向：原理组包括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社会思想史等；应用组下设“现代社会问题、劳工问题、劳工组织、劳工运动史、贫穷与救济、罪犯学与监狱学、乡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乡党组织、儿童幸福、优生问题、家庭问题、人种学、人口问题、社会工作、社会政策”；方法学组则包含“社会研究方法、地方调查、个案研究、社会统计、社会研究班”等。在学生培养上，必修课涵盖生物、经济、心理等跨学科内容，为社会学研究提供多元知识的支撑。与20年代课程相比，应对劳工、农村、城市、贫穷与犯罪等具体问题的课程显著增多，内容供给高度贴合社会需求，而且配套了调查、统计、个案研究等方法训练，课程体系明显走向“实务化”。同时，课堂教学与实地研究更加紧密结合，学生继续深入城乡开展调查，如1935年前后组织了农村婚姻家庭、大学生婚恋观等社会调查，丰富了教学内容。复旦大学通过增设实用课程和组织调查实习，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特色，“重调查、重实务”的系风学风蔚然成型。在师资方面，更是汇聚应成一、孙本文、潘光旦、言心哲等学界菁英。

1933年社会学系大纲节选

在1929年至1931年，复旦社会学系迎来了短暂的第一个发展高潮：师资力量和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学术声誉日隆。“在同时各校之社会系中，人数最多，盖首屈一指矣。”¹⁹1931年社会学系“正式生計有八十餘人，其中女生十五名，研究生二人，本屆將畢業者五人。”²⁰社会学系开设的课程门类众多，不仅包括社会学理论课，还涵盖社会心理学、社会调查等应用课程，甚至成为法学院、商学院等院系学生的必修课。²¹复旦社会学系以“社会工作”及其相关课程为核心，逐步建构起围绕劳工、农村、都市、贫穷与犯罪等问题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并通过制度化的调查课与学系刊物，培养了一批兼具理论与调查能力的学生。

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复旦所在的江湾地区为交战中心地带，受到了战火波及，社会学老师人数出现了大幅减少，一度登记在校者仅有2人，而后缓慢增加但未能恢复到之前水平，学生人数也出现了缓慢而持续的下降。

三、社会工作培养体系的完善和社会行政转向（1937–1945年）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一部分社会学师生随校西迁，形成渝校，由言心哲出任渝校系主任。留沪坚守的社会学师门组成上海补习所，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教学，由应成一担任沪校系主任，及钱长本、雷洁琼、陈X元等三位老师、蔡韻玫、张薏如等两位助教，共开设社会学、劳工问题、民族学、社会思想史、个案研究、社会制度、人类学、社会病理、中国社会问题登十余门课程。

抗战军兴以来，社会工作日益受到重视，成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国民政府设立社会部作为全国社会行政最高机关，各地方也多设社会行政机构。²²复旦大学的社会学系的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也根据战时需要相应调试。社会工作课程体系明显转向“社会行政”方向，培养能够参与战时民生治理和社会救济的人才。

系主任言心哲以学术研究与实务参与相结合的方式投身社会事业。1940年后，他担任国民政府社会部社会行政计划委员会委员、人口研究委员会委员，并主政重庆实验救济院院长职务，直面战乱导致的难民救济、社会秩序重建等问题，尽管“书生从政，困难重重”，²³仍作出了推动战时社会救济体系的实践探索。在学术和教育上，1939年8月，《农村社会学》一书，又于1943年完成《现代社会事业》一书，系统梳理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结合抗战背景强调社会事业“增进社会福利、培养国家元气”的必要性，主张通过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服务三大方法应对战时社会问题。书中还借鉴欧美经验，提出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方案，为战时社会服务储备专业力量，其严谨的知识引介与本土化思考。在其主持下，抗战中的“复旦社会学一系，人才辈出，”²⁴进入了第二个繁荣阶段。

抗战之初，作为私立大学的复旦经费拮据又经播迁，办学十分困难，也导致了在校学生的萎缩，社会学系也不例外。如1940年春社会学系在读学生25人，1月毕业生仅1人。较战前70-80人的在读和接近10人的每年毕业规模缩小甚多。随着复旦转为国立活动经费资助，以及社会学系获得政府社会部资助，情况日益好转。教师数量大量增加。1942年上海重庆两地社会学教师总数达到了13人。

1944年复旦社会学系毕业生恢复到7人，抗战胜利前的1945年6月更有15人毕业。在人才培养上，言心哲提出：一方面加强社会学理论修养，“使学生具备认识与分析社会问题的眼光”；另一方面要求掌握现代社会各领域改良之专门技术。抗战初累计设有40 余门课程，数量较前进一步增加，且在毕业生培养上分为农村社会服务、都市社会服务和边疆社会服务三组，较之于1933年以专业内容分组，此时的课程设计无疑更贴合实际社会工作的需要。农村组以农村社会学为必选，选修农业经济、土地问题、乡村教育等科目；都市组以都市社会学为基础，选修社会行政、劳工问题、犯罪学等方向；边疆组则以人种学、边疆行政、比较语言学、边疆教育为核心必修，侧重民族事务处理等专项能力。三组均是面向临近毕业的高年级学生，在完成社会学的专业基础课后，差异集中于区域针对性科目与实务技能的定向培育，以匹配日后工作面对的不同场景。

同一时期，国民政府的社会行政体制和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也趋于成形。国民政府社会部鉴于社会事业行政人才“需要与缺乏”，一方面委托各大学培养专业人材，一方面举办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复旦大学社会学与中央大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金陵大学社会福利行政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等并列，成为少数承担官方社会行政人才培养任务的高校之一。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依然保留课外实习开展社会调研的传统，学生深入乡村、城市社区以及边远地区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如1938年暑假社会学系学生就在四川壁山天生桥一带进行了农村社会调查，以了解战时内迁地区的农村状况。

1944年，教育部颁布了修订社会学系教学大纲，规定增设“社会行政组”，使得社会工作专业课程设置有了法定依据，选修课程包括：职业指导与介绍、社会组训、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合作事业、儿童福利、精神病社会工作、医药社会工作、妇女工作、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工矿检查、边疆民族问题 、边疆语言、边疆行政、边疆教育、边疆社会工作等，而且还必须在以下5门课程中任选2门：中国社会问题、社会立法、社会政策、社会运动、社会事业史，外加社会行政实习。社会行政组开设的课程多达20门左右课程，几乎囊括战时民生各领域。

近代中国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频频出现的“分组”现象，是社会需求分化、学科本土化与实务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中国城乡与区域发展失衡，都市劳工纠纷、农村经济危机、边疆民族治理等问题差异显著，笼统培养难以适配具体需求，分组可精准对接不同场景内的需求。作为西方舶来学科，社会学与社会工作需跳出理论框架实现本土化，分组正是将专业体系与本土场景结合的实践。这一现象也标志着学科从早期泛化培养，走向针对特定群体与问题的精准化人才培育，是早期学科发展日益成熟的体现。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行政力量对学术发展的重大影响。

附录

1927届毕业生

杨熙烈（字幼炯，1901—1976）是民国时期兼具学者与政治人物身份的代表。他生于湖南常德，为早期同盟会成员杨熙绩之弟。作为著名学者，其著述涵盖社会学、政治思想史与当代史，代表作包括《社会学述要》《中国政治思想史》《俄国革命史》《苏联建国史》《三民主义概论》等近二十种，显示出宽广的学术视野。在政治方面，他于1933年（民国22年）获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参与国家立法工作。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迁居台湾，直至1976年病逝。

毛起鵕（1903—1982），又名毛启俊，号髡翁，江苏宝应人，是一位社会学家、统计学家、书法家兼诗人[[1]]。他于192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此后长期在高等教育机构任教，曾任职于中央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及华东师范大学等校，直至1963年在上海退休，后居苏州[[2]]。其学术贡献主要集中于社会学与统计学领域，著有《社会学原理》、《社会统计学》、《社会统计大纲》等专业著作，这些成果对民国时期社会学及统计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3]][[4]]。此外，他也是一位书法理论研究者，撰有《中国书艺六论》；晚年还留下诗集《髡翁诗选》，并编有《中国历史年表》，展现出跨学科的学术视野与文化情怀[[5]]。

老师

应成一（亦写作应成一，1897—1983），浙江人（一说永康，一说杭州），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于东吴大学毕业后，于1921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社会学，师从社会学家E.A.罗斯，获硕士学位[[3]][[4]]。1923年学成回国后，即受聘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长期担任教授兼系主任[[5]][[6]]。自1925年至1949年，他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主讲“社会学原理”、“社会问题”、“中国劳工问题”等课程[[7]]。抗日战争时期复旦大学内迁，他留在上海补习部工作，并先后兼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及法学院院长等职务[[8]][[9]]。他的长期执教与领导工作，为复旦大学社会学学科早期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山东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晚年被聘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顾

在学术上，应成一著有《社会学原理》、《社会问题》、《十年来的中国劳工问题》等著作[[13]]。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综合科学，旨在沟通各学科界域，并特别强调“社会意识”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关键[[14]]。